1940年10月，胡林 被任命为《人山报》社长（据档案资料）。在招兵买马的同时，对社址问题进行了考察。曲周、馆陶等县交界（老沙河以东）的沙窝地带是各级公认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曹庄村，抗战初受日伪为害严重，民众抗战情绪很高；同时，六区区长范叶萍（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又特别推荐了朱俊士的家庭。年近五旬的朱俊士不仅是本村朱氏大家族的族长，而且是当地很有影响的进步名人，有文化，会武术，少林红拳，鲜于敌手。擅于抱打不平和交友，有民族正义感。

　　抗战初，土匪汉奸猖獗，朱俊士曾只身游说八村民众举起大刀、长矛和土枪进行万人联防，有效地抵制了大土匪汉奸王来贤、李二虎、吴作修的烧杀抢掠，群众威望很高。八路军一到，他又带头把农民自卫武装交给抗日政府，被编为抗日八大队（营级编制），成了我党在这一带创建的一支最早的抗日武装。其子朱力航1938年参加革命，结交了一些有民族大义的同学好友如范叶萍、申玉卿（曾任省公安厅长）、王荣卿（曾任国务院司长）等，又同八大队领导人成了莫逆之交。因而，抗战一开始朱俊士家便成了坚强的抗日堡垒户。

　　当时的模范县长郭企之对朱俊士带领全家亲友积极为抗日作贡献的行动很赞赏。曾多次拜访并亲自主持让县秘书、行政科长胡易之（曾任国务院司长）同其子朱力道结拜。而地委领导人李福祥竟常年把其父送此避难。军分区锄奸科和县武装负责人申玉卿也都以此为“定点单位”。

　　八路军路经停住的领导干部（如宋任穷、陈再道等）和伤病员更是不可胜数。常把家前院后和亲友都发动起来。尤其是使胡林 感兴趣还有两点；一、交给报社使用的一个秘密地下印刷点（石印机）就在朱俊士东院枣树园的地窖里。二，朱力航已同意调报社工作，社址于此，岂不成了以社为家。对掩护和保密更有利。于是，胡林 排板而定。社址定曹庄后，胡林 常住在朱俊士家，（后多住朱勤儒家）。

　　为的隐藏，又在朱俊士西院挖了个地窖子，就是在一个七八尺深的长方形土炕上架条棚上秫秸，再用麦秸泥抹平。在坑角上留一出口，下面放个破耙做梯子上下，出口处扣个破锅或盖块石板。外观上看就是一个十足的储存萝卜、白菜的菜窖。在里边编稿和写报时就点上棉油灯。虽条件简陋，但相对安全一些。

　　最初的《人山报》就是在地窖子中编印出来的。史建民在回忆中提出的“雪花飘飘从天降，窨子里边办报忙”就是描写编办人员在天寒地冻时，仍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不畏虫蛇骚扰和敌人猖狂，为民族抗战日日夜夜地辛苦工作着。为了安全和应付不利环境，朱俊士又帮助报社在家周围和村内外联系了多处落脚点，办公点，隐藏之处和“关系户”，从而使报社人员在敌人的多次扫荡中得以灵活转移。

　　 1941年3月8日，《人山报》正式创刊，由地委宣传部长杨易辰（曾任省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具体领导，刊头由三专署专员孟夫唐（曾任湖南省副省长）题写。初期人员，除胡林 外，还有张大伟（负责通联，后任通联科长，曾任《海南日报》总编辑）、朱力航（任通联、记者等工作）史建民（负责总务，后任管理科长）、李书田等（按：报社初期人员紧缺，手续不全、不稳定，人员来去匆匆，还有人投敌而去。能坚持下来的事业型人员除胡林 外，只有张大位、朱力航、史建民三人。此年秋，原缮写员李书田离去）。1942年开始，日寇愈加猖狂，为加强《人山报》，春，调曲周县文教科长刘艺亭到报编部，胡林 任社长兼总编。秋，部队、分区，地直机关及冀南区领导纷纷派遣干部充实《人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