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冀南三分区处于外侵（日寇的疯狂）、内患（国民党地方势力捣乱）和饥寒交迫的关键时刻，地委在《扩补通讯》的基础上，创刊了冀南三地委的第一张党报——《人山报》。
这年形势复杂，生活艰苦，任务艰巨。我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政府领导下，广泛发动向封建地主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倒粮斗争，一时使贫苦农民起码生活得到了改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当时的社会上，正掀起“驱鹿、拒庞”（即驱逐国民党政府的鹿钟麟当河北省长和拒绝庞炳勋来河北省接任鹿）的运动。在这之前，赶跑了“遭殃军”（多指石友三的中央军），相比之下，这是近几年来的一个较好年头。
为了保护好这个较好的势头，我抗日根据地的各阶层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在八路军游击队的带领下，经常夜去早归到平汉铁路线掀道轨；到日寇的公路上去破交通。在根据地内，为应付敌人“扫荡”，阻止日伪的骑兵横冲直闯，坦克任意驰行，普遍发动挖抗日交通沟（沿村与村的大路上挖宽六尺、深六尺的壕沟）：一来阻挡敌人的车辆跨越；二来遇有事变，便于我军民在沟内掩藏行动和进行作战。交通沟每隔几十丈还有一个开阔地带，便于农家大车交叉错道。道沟上宽下窄，中间还有一道阶梯，遇上敌人“扫荡”使便于我军作战和观察敌人行动。那时，我在曲周县六区范围内活动，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了挖抗日交通沟的活动，还曾代表县里检查验收挖沟的质量。分工的地点是寺头以北，吕洞以东，军营、曹庄、东西来村一带。从此，首先认识了曹庄村长谷兰堂（可能是支部书记）和朱勤儒（就在他家吃派饭）。接着，就是发动参军，口号是“扩大八路军，补充游击队”。
在这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宣传工作的威力，为了更好地动员参军，宣传群众，贯彻执行我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地交流工作经验，经三地委同意，就出版八开的石印小报——《扩补通讯》，版面立排，连出了十八期，《扩补通讯》的出刊，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编辑，跟随分区和群众团体游击活动。文救会主任刘茵同志负责通过群众团体组稿，我编好后交刘茵拿去印刷。负责石印印刷的是李平之同志。这样一张发行千余份的报纸，只有我们三个人。
形势的好转，宣传工作的加强，这带群众参军参战出现了热潮。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入伍的青年，骑大马，戴红花，娱乐班吹拉弹唱，新战士游街串街，办大喜事一般的热闹。在我的记忆中，或若的场面难以言表：有含着泪水苦苦要求的；有自幼当童工，受尽地主毒打而要报仇的；有满身孩子气，年龄还不到十八岁的；有结婚后日子还没过十天的；还有哥俩怄气争相当兵的……。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到《扩补通讯》在参军工作中，发挥了鼓动作用。在这段时间里，肥乡县通讯员张大伟同志来稿和采用的不少。
参军动员任务完成以后，冀南三地委总结了经验，肯定了《扩补通讯》小报的宣传教育作用，进一步提出来要正式出版一份报纸，明确直接受地委领导，由宣传部长杨易辰（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负责。当时的地委书记是乔晓光。时间不久，乔调走后由李福祥同志接任。报纸正式定名为《人山报》了。
《人山报》，顾名思义，非常明确。意在冀南三分区范围内，把广大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汇集成抗日的人山人海，在人民游击战争中，把日本帝国主义淹没在汪洋大海里。这个内容曾融于《人山报》的创刊号上发表。
《人山报》创刊，给三分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给踌躇的青年人带来了生气和希望。它一度成为这带人的“特大喜讯”，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在精神上增添了活力。这张报纸的版面和原来得《扩补通讯》一样，石印、八开，报道地方新闻消息。一九四一年春，这个地方普遍闹灾荒，馆陶县房儿寨群众开展起向地主的借粮斗争。开始是说理斗争，整个斗争过程都贯彻了这一精神。此间，许多开明绅士深明大义，为了抗战，本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精神，主动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低利借给贫苦农民。有的顽固地主却赌咒发誓，死也不肯，置多数贫苦人死活于不顾，粒粮不借。更有甚者，还妄图借春荒之机大捞一把，囤积居奇，高利盘剥，趁火打劫。据此情况，经过说理，本人说明、再经群众调查，区别实际情况，划分界限，不同对待。对于顽固地主家查出的粮食、由贫农出具借条分用渡荒，付给低息，由抗日政府保证偿还！对强硬的地主则进行说理斗争，使他低头交出。这条消息，《人山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对支持和鼓励贫民顺利开展借粮渡荒激发抗日热情，加强政、民关系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诸如此类的大型报道还有不少，如《欢送唐哲明专员离任、欢迎孟夫唐专员就职》、《孟夫唐专员发表实政方针》、《我八旅二十二团粉碎敌人“铁壁合围”的律吕洞固战斗》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正因为报纸发挥得效能之大，引起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关注，一九四二年春，受到冀南区党委的奖励和通报表扬，从报道的方针、版面的安排，印刷的质量和具体内容等主要方面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而後，报社同仁更加发扬这种精神，保持了上级授予的荣誉，使《人山报》越办越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