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是这样，当时报社的编辑只有我一个和两个工人及一台石印机。负责印刷和发行的则是李平之同志单枪匹马的劳累。区党委的通报表扬，进一步引起地委的极大重视。随之，即调来张大伟同志担任通讯工作，通过当时曲周县六区区长范叶萍调来曹庄抗日小学教员朱伟儒（朱力航），动员了曲周县五区吕洞固的、最早担任缮写员的李书田同志，接连又调入的有孟南、苑志军等人。史建民同志来报社担任管理员前是冀鲁抗日中学的一个正在学习的学生。人员增加了，我们便分设了通讯联络科，张大伟同志任副科长。后来，地委又调来刘亦耕同志任编辑，还逐步建立了编辑部。我从此就担任起《人山报》社长兼总编辑。
随着人员的比较健全，报纸质量的逐步提高，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反响愈加强烈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遭受破坏和保证出版，我们把社址选择在曲周、馆陶、邱县三县交界处的曲周六区沙窝地带，平时又不大被敌人重视的曹庄村。最初，住在后街东头谷方田加办公；晚上则流动住宿，有时在前街朱力航；有时在南胡同的谷家，。石印机却放在距曹庄五里外的东来村一家离道路较远的偏僻房东处，还特地挖了一个与地面相等的地窖，在里面进行印刷。为了安全，防备泄密，还把放石印机的地窖上垛草作掩蔽物，故意摆弄成荒凉的景象。洞内阴沉沉的，工作时就打开事先设计的天窗。在地窖里保持一定温度十分重要，因为温度太低，油墨不便摊开，印出的报纸模糊不清。我们的同志就是在这又阴、又暗、又潮湿的条件里，一天、一月地长期坚持着、坚持着……。
为了尽力办出水平，我们的同志还把重要新闻的标题套红刊出。过了一段日子，又搬到朱伟儒（朱力航）家的牲口草棚，还挖了一条盘旋式地道。这样的方法，就是敌人“扫荡”，我们也可以应付一阵子。
一九四二年是连续两年的大旱灾了，人们衣食无着，日寇“扫荡”残酷，碉堡林立，公路成网。真是“迈步是（敌）公路，抬头见（敌）碉堡”。敌人的“三光”政策，铁壁合围，囚笼封锁，使我活动区域更加缩小。广大人民吃糠咽菜，外出逃荒，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年秋天，在《人山报》头版上曾发表过《曲周槐桥发生人吃人的现象》。人民生活十分艰难，我们工作条件越家艰辛。作为党报工作者，就要担负起唤起人民，团结互助，坚持斗争，奋起青神，赢得胜利的重任。
越是在艰苦的时刻，就越要加强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党报的战斗力。一九四二年秋，为了坚持出版，又便于隐藏工作，《人山报》由石印改为油印；没有厚纸改为粉连纸；没有油墨等就要陈晓光同志远行百多里，横穿敌人多道封锁线到邯郸找关系采购再星夜返回。不仅如此，还增设了国际、国内重要新闻版，加强时事教育，树起必胜信心。在这重要时刻，地委调来翟向东同志（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社务委员）任总编辑，柏宏文同志（曾任新华社农村部主任）任编辑；建立了油印股，苗青同志任股长；李二民任发行股长；还建立了电台，有收报员、译电员各一人，他们都住在邱县南部的一个边缘村庄段寨，在曲周曹庄北五、六里路，每天收延安新华社播发的新闻。
在这时，地委书记是王幼平同志（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一次，他专程到曹庄去，向我布置报纸宣传工作。他说：越是艰苦环境，越需要精神食粮，宣传报道只能加强不能放松。要大力宣传“一年打败希特勒，三年打败小日本”；要宣传敌占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日本日语不用学，再过两年用不着”；对汉奸要宣传：“日本鬼子靠不住，他们卸磨要杀驴”。我们报纸宣传后，没过多久，这些口号，民谣等便传遍全区各地。从我们发行员回来谈，好些地方还刷写成大字标语，甚至有的张贴在敌人的碉堡脚下，对伪军及其家属震动很大。
这年秋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适应变化了的恶劣形势，报社要隐藏，人员要精干。我们在保证出报中，每人每天半斤粮食，只能两顿稀饭搀野菜度日。再外加一点现在做肥料用的花生饼来充饥。这时，社址搬曹庄前街朱伟儒（朱力航）、朱勤儒家中，更加隐藏起来，依靠地洞坚持工作。
记得，在《人山报》期间，还住过东、西来村、南辛头、军寨等。一九四三年春，我就调到冀南须党委宣传部，负责对敌占区宣传工作。
说明：《人山报》创始人胡林 ，于一九八五年九月病危中草就此文。由邯郸煤建指挥部宣传部长郭泽民整理后，经胡林 的爱人白率真修改定稿。
作者简介：胡林 （1914—1985），1935年入党，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曾任八路军总政记者团第五记者组组长、一一五师陈支队教育部长，1940年10月任《人山报》社长。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副书记、顾问，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等。1985年，12月病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