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使我不由得想起抗战刚刚胜利时政府敲锣打鼓地给我家挂上“抗日光荣”的牌匾。会上政府代表对我家抗战以来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对我父亲朱俊士的人品进行了称赞。回顾起抗战以来的不平凡岁月，使我历历在目。
我原籍曲周县曹庄村，位于县城东南30公里的老沙河东岸，是历史上河北、山东两省，曲周、馆陶、邱县、广平四县的交界处，并称为“三不管”地面。“七?七事变”后，这里的社会秩序混乱，日寇横行，土匪汉奸蜂起，“司令如毛”。活动在馆陶、邱县一带的大土匪汉奸王来贤、李二虎、吴作修等使常到这一带烧杀抢掠，小股土匪骚扰不断。当地有民谣说：“河水澄个净，遍地出司令，司令是‘扒灰头’，进村就牵牛。”（注：此处有地（震）、河干、黑风蔽日等自然现象发生，民间传之为不祥之兆。“扒灰头”是这一带带有戏谑的骂人话，意思是胡作非为的强盗）。这时群众已无法正常生活，人们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事变”前，我的家境平静，一家人紧张操劳，生活自食其力。但是父亲朱俊士性格外向，早年读书、习武，一套少林红拳从未遇对手，也养成了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的性格。曾几次赤手空拳把这一带几个手持利刃的有名地痞恶棍惩治得老老实实。因而有较高的威信。同时，他又系我们这个朱家大户的一族之长。家前院后都听他的，乡里乡亲有事爱找他，许多年轻人还登门找他学武术。
是时，朱俊士对国难家危早已义愤填膺。一次王来贤、李二虎部派人到曹庄勒索粮款。群众推他出面讲理并严词拒绝。王、李二匪得知大怒，李二虎亲率本部到曹庄问罪。闻讯，朱俊士带群众出外避难。土匪来后气急败坏，连杀两名群众和毒打了一些人后就开始了为数十余天的大掠夺。边抢边烧，全村三分之一庄宅成了废墟，到处是残垣断壁，粮食器物被抢劫一空。群众归来，怒火燃烧，一致要求武装起来，共推朱俊士为首。这时朱举土又主动游说邻近八村实行万民联防，成立了“民众抗战自卫团”被推为团长。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自卫武装一望无边，大刀、长矛、土枪、洋枪高举如林，进行了多次“阅兵”和游行示威，使土匪汉奸闻风却步。大土匪头目吴作修竟明令部下不准招惹这支队伍，并亲手惩处了6恩名到这里抢粮的部下。该武装在地方政府断代时期，对抗日防匪和维护一方治安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我党在这一带创建抗日武装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朱俊士的名声响彻一方。
1938年春，民族英雄范筑先在聊城招兵买马，誓与日寇决战。并开办军政学校，培养抗战精英。这时我从事了两年多的小学教员工作也因“事变”而失业了。父亲鼓励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年轻人要为国家效力。”舆论我要考军校报国，从而背着干粮、被褥两次赴聊城徒步往返达八百里（途中几次遇险），被录取后待命入校（录取学员分批入校，后因形势紧张学校停办）。这时，我抗日政府开始成立，并在当地筹建抗日小学，我则顺理成章地被任为教师。不久，曲周县开始建立地方武装，朱俊士便主动把自己一手创建的农民自卫武装移交给抗日政府，并由三中队改为八大队（营级编制）。这时，朱俊士便以年高为由把队长职务让给了年轻人。同时又派我以“书记”（即文书）的职务协助教导员严去非做好乡亲的工作。开始八大队在这一带活动，队部驻我家。后出外进行游击战逐渐离开了这一带（过渡到野战军）。当时由于抗日学校教员紧缺，教育部门又把我从部队要了回来。而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我们这一带竟成了三分区最早的抗日根据地（实际只有二十多个村庄）。我家成了典型的抗日堡垒户。抗战时，我家是地、县领导人常来常往之地，曲周县长郭企之来后到曹庄登门拜见了我父亲朱俊士。之后频频往来，成了至交。在他的一手主持撮合下，我同他手下的县政府秘书兼行政科长胡易之（后任永肥县长，建国后任国务院司长）进行了结拜。地委书记李福祥常来此，并把其父从敌占区接来托福给朱俊土掩护。有人风趣地说：“朱家住着个李家‘老太爷’”。
当年的冀南区党委书记宋任穷、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来此。我的家不仅成了抗日政府的家，也成了八路军的一个后勤点。我家的西院是个军服加工（厂）点，东院的地窖里是我党的一个秘密印刷（厂）点（后属《人山报》社）。我全家常年给部队蒸送馒头。家里抗日干部来往频繁，伤病员不断。人多时，朱俊士动员了家前院后，住满了抗日机关人员。其侄朱勤儒是民兵自卫队指战员，族弟朱俊江是自卫队长。组织民兵抬担架、送军粮，自然是朱家积极带头了。
抗战一快事，有识之士的人际关系也成了以抗战论是非，以民族气节论亲疏。我当年的一些同学同事，不少在抗战中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如我家所在的六区区长范叶萍（曾任全国人大秘书处长）、县抗日自卫支队教导员申玉卿（曾任省公安厅长）、县文教科长刘亦耕（后调入《人山报》社。曾任省文联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