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多，目标大，风险也大了。由于办报人员水平不断提高，报纸的宣传作用越来越大，使敌人非常恼恨和仇视，一心要除掉《人山报》。此时敌人更加猖狂，大扫荡不断，报社决定人员疏散，这时，胡林 同朱俊士商量。朱俊士又通过亲友帮助报社在周围村庄联系了一些办公点、常住点、临时住处和隐藏之处等。胡林 带社部及行政后勤人员史建民、陈晓光等，仍住曹庄社址。编辑科长李晓南和通联科长张大位等常住曹庄外，翟向东同编辑部、缮写科人员刘亦耕、朱力航、柏宏文、苗青等常住军寨，李怀、朱克勤等常住禾寨，开始住在由朱俊士直接联系的其侄女家（范守真家），后又分散到段立明、范惠成、王俊卿等几处。期间报社人员还不断在周围村庄秘密游动，有时是单线联系。刘盾、胡存夫等带电台在段寨住了十个月后，又转移到榆林、望马村、曹庄等。
由于《人山报》始终是敌人破坏的重要目标，掩护抗日机关则是房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而一发现敌情，我家里人就带着报社的同志东奔西跑，东躲西藏。一次，村外忽起枪声，敌人来势迅猛，我带着报社四名同志和分区锄奸科一人向东跑去。谁知一出村就碰上了大队日本鬼子哇啦哇啦的向我们拥来，我们随即转弯向北跑。敌人的子弹在头上呼啸着，但留不住我们常跑敌情练就的一双飞毛腿，一转眼就把敌人抛了远远的。可是突然深厚响起了阵阵马蹄声，原来他们带来了五、六匹专门对付我们双腿的大洋马。马的速度快极了，转眼就要追上我们，敌人边喊边用枪在我们上下左右扫射，看样子还想捉活的。根据经验，和马赛跑不行，洋马体大身长，转身笨拙，可与之周旋。于是我们稍一嘀咕，突然转身四散而向后跑去，并利用熟悉的地形，七拐八拐，越过重重高过头顶的庄稼地，向东北一气跑了约二十里路。敌人被甩远了，我们累的上气不接下气。到哪里去呢？我们思索着。忽然前面几个方向都传来了枪声，后边的追兵也越来越近，原来我们钻进了鬼子铁壁合围的包围圈。向外冲，看来是不可能了，同志们一筹莫展。这时我猛然想起离此几里路就是我岳父家桃寨村，而那里却是由鬼子两个炮楼夹在中间的危险区，又是敌人的“模范村”。但是，有些事最容易“灯下黑”。正因为如此，那里也往往是敌人最容易松懈的地方，倒不如冒险一试。于是我们进村找到我岳父，一说，几乎把他吓蒙了。后一冷静说：“你好的胆子！为了自己人我豁出了。”此时，正是农忙季节，人们大都在地里干活，他就给我们每人找了个破帽子，领着我们下地栽红薯。当时两边碉堡的鬼子大都集合扫荡去了，村里只有少数日伪人员维持秩序。他们见岳父领着生人干活，就问是做什么的，岳父说：“你没见女婿在那里干活吗？我身体不好，叫他找了几个帮忙的。”还说：“地里活一紧，人就容易上火，找我看病的人比平时还多，治病如救火，不抓紧把活干完，哪有心思看病”。因他是个名医，那些当伪军的家属也常用他。因而就马马虎虎的过去了。就这样我们一连几天，白天下地栽红薯，晚上在他家住。在地里干活时也常常见到一队队奉命扫荡的鬼子从身边的路上走过，他们并不注意我们，因为这是他们的“模范村”。敌人扫荡一过，我们即安然回到报社。
由于日寇接连不断的扫荡和铁壁合围，环境越加残酷，抗日战斗进入最艰苦时期。由于报社的目标越来越大，地面上已不能坚持工作。因而根据上级指示，报社要大规模的开挖既能藏人储物，又能工作和战斗的地洞（地道）。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抗日机关。但是挖这种洞对房东个人利益损失较大。不仅容易对地上房舍造成损害，一但被敌人发现，往往全家被杀。有机是我家地洞乃报社机关的枢纽，洞口多，穿越的房间也多。为此，胡社长把地洞规划考虑好后，就找我父亲朱俊士商量，征求他的意见。谁知一开口，我父亲却坦荡地说：“为了打日本，地皮下的权力全归你。房子出了事不用你管”。洞挖好后，大家松了口气，可是，我全家并不能完全放下担子。盖洞口、伪装洞口和检查修理及保护地面设施则顺理成章的成了我们的家务，况且有了地洞也时时有风险。
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起机枪逼问《人山报》的地下仓库。这时勤儒嫂因钻洞迟缓被赶到人群里。由于汉奸告密，敌人把她拉去逼问，但她守口如瓶。敌人没法，就叫几个人持枪拖着她到我家西院去找。当地人推着她经过家里一个很深的红薯井时，她眼光豁然一亮，原来这里有一个隐藏洞口，于是他猛的推开鬼子，纵深跳入井内，拐弯钻入地洞，敌人打了一排子弹后，也没敢下去。 |
